改革也需要“成本核算”

　　近日，有两个关于“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的报道值得评说：一个是温州车改因“大刀阔斧”备受关注，但高额“车补”是否涉嫌“变相福利”也引发一些质疑。温州市经信委某负责人坦言，人们对公车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对大多数干部来说，毕竟公车象征一种待遇，用差异化的补偿能“减少改革的阻力”；另一个是湖北武穴市教育局人员超编一倍左右，该教育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也为这种现象找到了理由——50岁的人退二线，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以给他们发工资“也是改革的成本”。

　　改革成本究竟应该怎么算？显然，改革成本不能仅从既得利益者内部的视角来考量，它需要走出“本位主义”。道理很简单，改革成本是具有转移效应的。倘若改革过于注重减少内部压力、追求稳定，那么它必定会将改革压力转移给社会，从而让改革遭遇更多的阻力，令改革的整体成本变大。

　　具体到公车改革和超编治理上，为了当事者情绪稳定而发高额车补、使机构臃肿两倍以上，它看似减少了内部的阻力成本，却增加了纳税人为之付出的经济成本、社会对制度设计者的心理失望成本，乃至公车改革和超编治理被拖延的时间成本。相对于短期的、小圈子的稳定，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一些改革探索者异口同声的“必要成本”回应，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改革在进行，对改革阻力的认识要刷新，改革同样也需要一场“成本核算”，这样的核算必须让公众作为主体更多地参与其中。否则，当利益再分配时，种种“必要成本”式的借口必会层出不穷。

　　（摘自2012年7月10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