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

　　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不仅应当阻止“文革”这种剧烈的政治创伤，而且也应当阻止公权腐败，至少是阻止巨贪、群贪这种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创伤。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时，人们从领导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角度进行了反思，但国民角度的反思尚做得不够。
　　国家与国民互相依存、互为一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体制刚建立的时候可能十全十美，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国民基础，最终也会变得漏洞百出。反之，如果具备良好的国民基础，一种起初存在缺陷和弊端的政体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国民精神是一种更加持久的政治纠错力量。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国民建设的重要性早有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痛定思痛，深感国之大患不在于保守势力有多强大，而在于国民奴隶性之积重难返。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身体力行，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从报》，力主“新民”之说，以提升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以国民精神相号召的救亡启蒙人士，同时，国民精神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振。到1905年时，“国民”已成为国内人尽皆知的一大名词和行为准则，国民精神开始对现实政治形成强烈的冲击，始于1903年并持续至1911年的“保路运动”便是明证。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国民建设工程没能走得更远。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郭忠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