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新中国前三十年浪漫化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有人说要“全面反思”，理由是，那时的医疗很好，基础教育水平很高，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用国家力量实现了工业的积累，那时候社会更为平等，并且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也挺高等。说这些话的人应该去读一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告别饥饿》一书，这是由四位新华社记者于1980年考察西北农村后送交中南海的一份内参报告，正是这份尘封的报告中揭示的农民兄弟一贫如洗的凄苦生活，为求生存而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冲突，使中央痛下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体制，有四大弊端：第一，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社会成员丧失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与绝对的均贫状态。第二，在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与多样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第三，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第四，极“左”思潮的经济基础就是计划体制，没有计划体制，极“左”灾难连一分钟都推行不下去。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它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

　　　（原载《领导科学》2010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