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集中换届的社会效应透视

　　我们可以分析任一利益格局调整时候的情况，过程和结局大抵为：在党政机关层面，因为既有领导核心的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在政治地位上有了直接的保证；在社会层面，部分人士在经济收益上有相应的合法合理取得。一旦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有所变动，在行政层级内，部分领导岗位的调整方向可能不会再延续过往的思路，大到对人的思想品德和工作能力的判断认可，小到对年龄、学历、性别、党派、家族等的研判取舍，都会有相应的变化；在社会影响上，区域经济发展或者社会管理都会有新的办法或者举措，并且新的领导核心一般不会和与前任关系匪浅的社会各界头面人物再度纠缠不清，反而会有意识地保持距离或者回避，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有抑制过往既得利益突出者的办法，同时，基于继续有效进行辖区治理的需要，还会有意识地培养新的利益阶层或新扶持个别典型人员和企业，以期打压部分人的嚣张气焰，重新建立新的政治风气和社会舆论。

　　五、应当尽量减小党政换届的社会负面效应

　　党政换届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主要领导这个核心变化越频繁，地区积累矛盾就越多，问题暴露就越明显，区域发展就越是看起来轰轰烈烈、推陈出新，实则是大鸣大放、中看不中用。这大概就是集中换届对于某个区域经济社会巨大影响的根源。

　　当换届问题由单纯政治层面拓展到社会经济层面时，我们就不能仅仅执着于某一个方面或角度去理解判断关于所谓“不懂政治”、自我封闭之类的肆意评价。与此相对应的是，要特别提防那些看起来特别懂政治、特别善于找到“共同点”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政治敏锐性非常高，不是围绕政治人物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来思考和运作，并没有把政治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组成部分去考量，而是借用政治平台，把政治作为手段或者跳板来寻求某种利益或关系平衡，一味圆滑处世，一味权力寻租，最终孤立了政治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孤立了政治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质，放在高台的结果通常都是下坠很快（诸多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不适应一般社会生活也缘于此）。

　　具体来说，对领导干部选拔的三个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社会生活影响最大，负面的应当削弱。

　　一是性别限定。特别是针对领导层中必须配备女干部的规定，这是几项硬性规定中看似最轻实则最严的一条。当出现这样的要求时，便很难找到按部就班逐级上升的范例，一般都在某个具体的时段采取火箭式提拔的办法。当全社会环境都还在强调女性应相夫教子的逻辑时，单纯强调女性干部的付出就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屡见不鲜的官场是非报道，通常都会存在怀疑，主要表现为：位置获得是否与美色或姻亲无关，能力和岗位的非正常匹配使得“在其位谋其政”能否实现，是否仅仅就是为了班子性别而强行搭配导致工作分工不均衡。要使女性领导干部不成为花瓶式人物，这就需要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构建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

　　二是年龄限制。最能够引起警觉的当数反复出现而且不断延伸的“30后”“40后”“50后”“60后”现象，一旦发生了，就会使该类领导干部或者后备人选认为无法再前进一步，可能导致自律的篱笆被拆除，会变本加厉地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在现行行政层级中，大环境导致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