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中）学术推介

　　姜士伟在《从英国脱欧公投看官僚治理的失败和元治理的兴起》一文中分析，英国脱欧公投经历了从个体诉求的表达到群体的政治动议，再到国家决策三个阶段，其成功是官僚体系治理失败的必然结果。官僚体系治理失败也是整个政府体系的治理失败，一方面是政府体系面对社会发展的制度需求无法实现有效制度供给，导致社会无序甚至紊乱；另一方面是政府治理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不能有力掌控社会全局，从而导致社会失范。无论治理理论多么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及政府的去中心化主张，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政府是制度供给的唯一主体。治理模式在不断弱化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侵蚀政府制度供给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当政府对自己制度供给的角色模糊与错位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治理所需要遵循的制度供给不力，治理失败也就在所难免。运用元治理理论避免治理失败，一要进行规则重建，针对治理规则的缺陷有效弥补制度漏洞，强化政府对治理过程的监督，实现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行为约束。二要突出政府的治理主导地位，引入非政府主体对治理过程的参与，力图弥补政府单一主体的弊端。政府是治理的主导者、参与者和监督者，官僚体系所存在的弊端不能成为矮化政府地位的借口。三要厘清各个治理主体的责任关系和边界，政府回归治理的责任担当。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及时发起治理活动，扮演发起者角色；掌控治理全局，扮演主导者角色；监督其他主体，扮演仲裁者角色。

　　顾杰、赵远风在《突发环境事件中政府消极责任追究困境研究》一文中提出，追究突发环境事件中政府的消极责任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目前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中的政府消极责任追究陷入信息困境、认定困境、执行困境。政府消极责任追究难的主要成因是消极责任追究的依据刚性不足，常态和非常态下职责分工不明，消极责任追究的信息收集机制不完善，消极责任的问责主体比较单一，以行政机关为主，缺乏外部监督。为走出政府消极责任追究的困境，一要健全追究政府消极责任的法律体系。要在《环保法》基础上，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问责的二级法规，并完善与之相配套的《信息公开条例》，因地制宜地制订应急预案，加大对环境问责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二要明晰常态与非常态下的权责，建立部门间清单和人员清单，明确各部门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整个过程中的责任，避免“有利大家争，无利相互推”现象的发生。同时，要搭建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对平台，打破各部门、各区域“信息孤岛”的现状，提高预防和应急响应能力。三要设计合理的包括协作环境、协作主体、协作客体、协作要素在内的府际协作框架。在良好的协作环境下，各协作主体通过协作要素与协作客体联系起来，并通过各要素的协作，降低协作客体给个人、政府及社会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四要构建多元化的协同问责结构，确定问责主体的地位，强化问责意识，进行问责分工，避免多头问责造成的资源浪费及低效率。五要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明确突发环境事件中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内容及信息的具体使用。

　　安玉红、李嫄、郭然、马婕在《企业高管团队管理自主权对决策效果的动态影响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指出，高管的任期、教育背景等特征变量及沟通、信任等过程变量对高管团队决策效果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