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构建的法理阐析/徐媛媛 丁慧民

 

　　当前，建设法治社会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但究竟何谓法治社会，似乎仍意指不明。在法理上，法治社会是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于法治国家或法治政府；法治化治理，也不仅是指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与平衡，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的三者协同，是法治社会建构的路径选择。

　　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立足于法治中国的宏大叙事，力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一种顶层设计和蓝图规划，为推进中国的法治事业指明了前行方向。在论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有学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法治国家是法治社会的前置环节和准备阶段，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延展和深化，它们是法治的一体两面［1］；也有学者认为，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化任务，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可见，就此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法治国家即“国家被描绘为在法律背后的权力，实施法律的权力”［3］。而在自然法学说看来，国家是在人们放弃部分自然权利的基础上组成的，有些权利绝对不能克减。近代以来倡导的法治国家正是因循这个信念，崇尚法律的至上权威，主张用法律去反制国家，法律也由对国家的依从、附属发展演变成为主宰国家的力量。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包括将执政党的活动也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按照党在国之内而非党在国之外的思路来加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国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党的领导也离不开宪法和法律规约。由此，依法治国的国，也同样是指国家权力，而非泛泛意义上的地理国家。那些看似在逻辑上层层推进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的种种提法，从根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