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中）学术推介

　　张翔、唐雅君在《国家、社会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形态变迁与困境突破》一文中提出，政治社会化不仅静态地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两者之间动态的稳定器。政治社会化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亚文化的渗透，并调控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亚文化。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可以发现，产生于“国家—社会”关系一体化时代的单向管制型政治社会化模式难以适应“国家—社会”分离的现代化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具体而言，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的冲突：理念层次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体系层次上规定性与开放性的冲突，过程层次上单向性与互动性的冲突。因此，政治社会化的稳定器功能正在弱化，亟须对单向传递模式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引导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在异质化的历史条件下相互对话，进而共同建构能为社会亚文化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建构衔接机制。作为政治社会化模式转型的突破口——次主流文化的建设需要特别关注，次主流文化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会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和亚文化互动强度的增大而强化。而建设次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建设两型文化，即创新型文化与参与型文化。通过创新型文化的内部动力与参与型文化的外部拉力两方面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就有机会从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的对立中找到突破口和生长点，为政治社会化现有困境的突破创造有利的条件。

　　李德勋、张杰、李和中在《从政府责任清单到廉政清单：制度逻辑和价值探析》一文中指出，政府责任清单的制度逻辑经历了从行政问责制到高官问责制、从权力清单制到责任清单制、从责任清单制到廉政清单制的演化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深化和积累的过程，反映出政府责任要求在逻辑内涵、价值原则和系统程序方面的演变，也诠释了政府责任制度由问责制发展至清单制这一内在逻辑过程。从行政问责制到高官问责制，即从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及后果都必须能够被追究责任的制度，提升为对主要官员进行问责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从权力清单制到责任清单制，即以“权力—责任”必须相吻合的公共行政逻辑为出发点，对权力的产生根源加以定章立制，对其本身存在是否合法加以审视。最为关键的是要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章立制常态化，使责任清单既是一种立法机制又是一种问责机制，是从根源和结果上对权力运行产生问责效果的一种机制。责任清单制不是目标和终点，其升华是构建完整的权、责、廉的廉政清单制。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廉政清单密切关联并体现在立法实践和制度建设上。权力与责任挂钩，党风廉政和廉政制度挂钩，使权力运行更清晰，责任赋予也更明确。而政府责任清单的制度价值体现在建立互信并实现集体理性与明确和保障责任实现路径两方面，以制度这一形式来加强对权力的刚性约束，站在制度这一角度来硬化责任，迫使权责一致，做到有章可循并能够落到实处。

　　张健在《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分析》一文中指出，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是指在社会转型期，那些利益需求未能获得相对满足从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