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与群体性事件的治道变革/李储学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秩序，群体性事件频发需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社会参与扩大需要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把“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为基层政府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提升群体性事件治理能力指明了方向。

　　一、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伴随着我国政治及行政管理民主化、法治化改革，新媒体等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涌现，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社会动员效率空前提高，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需要社会治理研究和实践者认真思考和回应。

　　1.公民参与的利益型抗争。与为权利而抗争的分析范式相对应，当前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为利益而抗争，公民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性追求，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和直接诱因多是对“泛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对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的争取停留在狭隘的公平正义范围之内，往往是借助法治、民主、平等、正义等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话语体系，营造对群体行动有利的舆论环境，占据道德制高点，群体行动表现出更多的工具理性。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法的观点，“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众多看似错综复杂，发生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各异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可以从利益这一动因里找到答案。

　　2.社会大众对基层政府的习惯性质疑。政府是公共利益与合法权威的代表，其发布的言论本应该最值得群众信任和支持。但是，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的第一时间乃至持续几天时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报道的侧重点往往都集中在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基层政府的讨伐上，社会大众在群体性事件中对基层政府表现出习惯性质疑的特征。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把官员与“贪污腐败”“暴力执法”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人们宁愿相信道听途说，也不愿相信官方发布的消息，这值得行政管理者反思。基层政府的信任资本流失严重，信任资本存量不足，正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

　　3.群体性事件传播的新媒体时代。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论坛、微博、微信等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场域，这个场域具有信息传播快速化、虚拟化、碎片化等特征，成为当前群体性事件传播的有利渠道，这一渠道在帮助群体性事件扩大传播的同时，也反过来增强了群体行动发起者抗争的信心，甚至成为“运动式维权”的虚拟课堂，以其开放、互动等优势，使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和结果得以及时更新和传播，扩大了社会动员。

　　4.社会影响的裂变式扩散。新媒体加速和扩大了社会动员，促使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呈现“裂变式扩散”的特点，这种裂变式扩散速度远远超出了基层政府的干预能力，并且某一群体性事件本身又会成为一个新的震源，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网友对基层政府、相关负责人等强者的灰色历史的刨根问底和追根溯源，使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在网民、媒体等外围力量的助推下持续扩大，超出了事件参与者的预期，对基层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

　　新时期，众多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直接诱因或许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