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地方政府简政放权针对性和协同性的思考/傅 军 李 营

　　（三）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

　　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简政放权本意是用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来激活社会、市场的活力，但是，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地方政府，在权力的重新配置中却缺乏自主权，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法规的规定总体上滞后于简政放权改革的需要。目前，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都有相应的文件规定作为依据，而市县级政府没有事项的设定权，当然也不具备事项的精简权，所以就陷入减不了、减不动的困境。

　　二是简政放权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不健全。首先是放权后的监督。目前监督的重点在于有没有放权、放权多少，对于放权之后却缺乏跟踪、监督、管理。其次是信息公开不全面。从现实来看，关于简政放权改革信息的公开往往只停留在公开改革的结果上，并没有公开具体的实施过程，这样就难以发挥出公众以及媒体的监督作用。再次是相应的考评问责机制缺失。针对简政放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目前仍缺乏有针对性的问责机制，问责的标准、依据、方式等还不明确。问责不及时、不到位使得简政放权改革的错误倾向得不到有效纠正，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简政放权改革问题的出现。

　　三、提升地方政府简政放权针对性和协同性的路径选择

　　（一）及时清理相关规定，为地方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一方面，由于现行的行政审批项目都是由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设定的，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所以，要对其进行清理，首先要明确各级人大和政府清理文件的主体地位和权限。各个主体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对于不合时宜的规定进行修改或者废止。对于一些没有权限的市县级政府部门来讲，其清理的重点是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包括登记、备案、年检、认证等，为简政放权的深入推进扫除制度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地方政府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规则、程序、目的等内容，对于计划取消、下放的项目，必须明确合法性审查的程序，以此作为取舍的基本依据，确保简政放权改革的合法性。要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地方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的全过程。

　　（二）立足顶层设计，增强地方改革的系统性

　　根据我国体制的特点，从短期来看，当前简政放权改革仍需要沿袭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推进路径，但在顶层设计中需要给地方政府留足合理的弹性，让基层根据本地实际积极创新，编制自身简政放权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选择合适的改革模式和方法，找准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节奏。在不违背上级要求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通过调研、评估，了解本地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往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在调整政府内部的权力与责任关系时，尤其是权力下放时，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模式和进度，要充分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