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璩甜甜 肖家美

　　（三）合理划分央地政府的财权与事权

　　分税制施行以来，地方政府事权下移，财权上收，事权不断下移直至乡镇政府；乡镇政府财力匮乏，人手不足，一些地方甚至采取村委会“准行政化”的不得已之举。于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为了广开财路，过度依赖土地，形成“土地财政”，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村矛盾高发的源头之一。因此，一要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基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二要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确保基层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三要完善税制与规范税法，中央政府应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税管理权，从而确保基层政府在处理农民问题时想管又能管，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四）推进惠农政策与规范基层权力并行

　　农民是弱势群体，中央需要在政策、财政上给予支持，特别是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倾斜力度，继续推进各项惠农政策以利民生，这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小官大贪”是当前我国农村较为常见的现象，这反映了基层政府的自利性膨胀现象。“小官大贪”下的基层，乡村治理异化，基层政府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对上级政策选择性执行，对基层问题规避性上报。“小官大贪”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破坏干群关系，不利于社会稳定。中央要加大对“小官大贪”的惩处力度，建立健全预防与惩治贪腐的制度、法律法规以及运行机制；强化巡视力度，拓宽巡视领域，特别是对基层政府机关的巡视，严厉打击基层违法违纪行为，进一步优化基层公务员队伍，切实提高农民的满意度。

　　（五）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政治信任具有隐性特征，“社会成员内在的心理过程和态度，是其政治行为的潜在动因”［8］。当前，我国农民由于受信息不对称、生活贫困、组织化程度低等因素制约，维护自身权利水平不高。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需要从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端上下功夫。输入端需不断提供政治参与的进路，输出端则要提高政府绩效，及时反馈民众诉求。由此观之，央地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强化农民的维权观念。同时，在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依靠农村第三部门，如宗族理事会、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形成利益聚合，不断激发农民的利益表达张力。最终，需要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形式上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借助制度和法律平台破除农民维权的碎片化困境，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参考文献：

　　［1］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