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璩甜甜 肖家美

　　就国内而言，张厚安等（1993）通过对湖北农村的调研指出，农民对不同级别政府的评价存在差距。胡荣（2007）通过统计分析探讨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的关系时指出，农民上访的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并且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叶敏等（2010）认为，民众持有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理念，这会制约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他从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与历史文化主义等视角阐述了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缘由，并从以中央为中心的政治图像、以地方为中心的政治接触、经济增长机制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政治信任层次差异的生成结构与机制。谢治菊（2011）通过对贵州遵义A村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农民的政治信任层级差异明显，越抽象、越高层的层级，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越具体、越基层的层级，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低。调查还发现，农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为95.6%，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度为93.4%，对政府决策的信任度为89%，对政府的信任度为88.3%，对政府官员及其行为的信任度为50.8%，而具体到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的信任度分别为95.6%、95.6%、92.3%、82.4%和79.1%。由此可知，随着政府层级的逐级下降，农民政治信任程度也逐级递减。李连江（2012）指出，政治信任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均衡导致了农民进京上访的行动，他将这种政治信任度的差异性称作“差序政府信任”。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相关学者对政治信任层级差异的研究已久。已有研究表明，农民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是客观事实，然而，多数学者局限于政治信任层级差异的原因分析，而对于这种信任级差的后果分析却鲜有提及。同时，国外的倒金字塔结构在我国遭遇水土不服，即“反距离悖论”，国内外政治信任层级差异存在相反的状况。政治信任作为反映基层治理状况的“信号灯”，其作用不可小觑，正确处理农民政治信任的“央强地弱”问题也是客观要求。本文将探讨农民政治信任层级性差异的原因及危害，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化解路径。

　　二、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的原因剖析

　　（一）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

　　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进入利益分化阶段，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贫富差距趋于明显，社会结构刚性化。利益分化是指“社会成员在利益拥有上的不同和差别”。换句话说，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成员的既得利益由不显著变得显著了。［4］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动带动利益资源的趋向性流动，由此导致群体内部分化，然而，农民的弱势地位仍然凸显，这种利益分化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趋增大等问题，进而导致农民与政府的沟通产生阻滞。具体来说，户籍制度致使城乡分割，农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与城市相差甚远，农民得不到充足的资源来“换血”；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公共服务密度小；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农村就业仅仅依靠劳动力输出，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农村就业形势严峻。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解决农村问题方面鲜有建树，干群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