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模式的转型：从“制度—文化”走向“制度—文化—个人”/金 飞 刘成晨 陈建平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文件层面，还是从学术层面，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治理腐败的方法是，监督一把手，并制约权力——进行制度制衡和权力制衡，进行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同时，重塑官员干部的文化和道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要“想当官又想发财”，要为政以德和知道礼义廉耻，从而为民造福。

　　即便在“制度—文化”上进行双重努力，尤其是在制度上的高压反腐，但还是有腐败发生。“虽然不能再明目张胆地腐败，却走向了隐形的腐败之中，例如采取电子货币的方式进行腐败”［3］等。对此，又该如何理解？是因为反腐的力度还不够吗？但从2014年9月开始把“网络反腐”纳入“正规军”以后，力度进一步加强，并在制度层面形成了“权力反腐+制度反腐+运动式反腐+网络反腐”［4］的反腐新模式（制度层面）。如此力度之大的反腐模式都无法杜绝腐败的发生，那么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制度—文化”框架下的反腐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些东西呢？

　　为此，本文认为，需要把个人这个因素纳入其中来进行整体性的腐败治理，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反腐体系。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行为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行动者本身（个人），另外两个是制度和文化”［5］。

　　三、走向“制度—文化—个人”的反腐新模式

　　“制度—文化”虽然对反腐有一定的作用，但无法根治，并且还出现了腐败变形，如何更加系统地治理腐败，我们试图将个人因素纳入反腐体系中。

　　第一，个人既是反腐的先锋，也是腐败的制造者。例如，在《打铁还需自身硬》中，“时任山西省纪委书记的金道铭，明知当时的政治环境‘暗流涌动’，因为不愿意‘得罪人’，选择了同流合污”［6］。其实很多时候，反腐会变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博弈，如刘铁男案，最初就是个人（某个记者）与个人（某个官员）之间的博弈。进一步说，某记者公开在网络上实名举报刘铁男腐败，随后司法介入，变成司法与个人/集团的博弈，进而刘铁男被查处。总而言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个人在腐败当中，既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也可以充当制造者的角色。无论是反腐还是腐败，都与个人有关系，但学界没有对此太重视，而是把目光过多地放在如何从制度、文化上入手进行反腐建设，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制度—文化”的模式应该把个人因素纳入其中。

　　第二，个人可以和“制度—文化”结合为反腐新框架。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分别来看：首先，就制度而言，腐败作为一种危害性行为严重地侵蚀着制度，而制度框架不仅提供其发生的一般背景，而且直接就是腐败的诱因之一［7］。其次，就文化而言，中华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德治为本。儒家强调的是正身和修身。孔子说“政者，正也”。领导者要正身正己，不是每天想着怎么去纠正别人，而是首先想到怎么纠正自己［8］。再次，就个人而言，“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