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模式的转型：从“制度—文化”走向“制度—文化—个人”/金 飞 刘成晨 陈建平

　　所以，从“制度—文化”的反腐层面来说，虽然反腐力度颇大，却变相腐败丛生。对此我们应该对既有的反腐体系进行优化，从“制度—文化”走向“制度—文化—个人”的新框架中去治理腐败。

　　这里之所以提及个人的因素，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性。进一步说，这样的能动性更多地体现在自律当中，抵挡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才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腐败的泥潭中，才不至于让自己沦为党纪国法的囚徒，才不至于让自己锒铛入狱时悔之晚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确是不容易，但并不是说没有人做到，问题是为何别人能做到，自己就不能做到？

　　人不同，选择也不同。所以，对腐败的防范，要在个人这个点上加以关注，仅靠制度和文化的规劝，往往还达不到精细化、精准化的治理。

　　总而言之，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思路和逻辑下进行论述的，先阐释“制度—文化”框架下的反腐，再阐释“制度—文化”转向“制度—文化—个人”框架下的反腐，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

　　二、“制度—文化”模式下的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在制度上的反腐措施出台了很多，各种条例、规定等应接不暇，监察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于此，本文大致上整理出了2013年—2016年的相关措施，详情见下表。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2013年到2016年，无论是中组部，还是中纪委，都在不断地发文件来规范干部的行为，且反腐力度是一次比一次大，制度（规定、通知与意见等）在不断地完善，文化（党风等）也在不断地建设。对有些问题，更是三番五次地强调，例如报销、转嫁摊派、送礼等。这足以说明，用党纪国法来规范，用“为政以德”来规劝干部的行为，是当前我国反腐的一个主要方式。

　　同时，从表中还可以发现，十八大初始的反腐力度空前绝后，从2013年的“文件政治”（景跃进，2014）来看，该年颁布的文件最多，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央反腐的力度未减，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腐败治理，并形成了一套基于“制度—文化”的系统性反腐机制，同时不断地强调家风建设等，使腐败现象有所消减。

　　而学界也不乏对制度和文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制度方面。《浅析我国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文指出：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结构的不均衡和不平衡，所以使得党内监督显得十分弱化，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呈现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局面。因为权力太大，而缺乏监督，权力就会任性，肆意侵犯老百姓的正当利益，贪污受贿，危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其次，文化方面。“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社会化的趋势，则说明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以外，还可能与文化土壤有一定的关系。腐败如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生活方式，从而渗透到人们的观念和日常行为之中，其甚至可能成为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一种价值观”［1］。所以，党中央在净化腐败文化方面也作出了努力，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量廉政方面的